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是谁？

网上有关“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是谁？ ”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是谁？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853年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因此成为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历经千辛万苦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因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官至总督，这段时期是形成关于曾国藩洋务观的重要时期。曾国藩一生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开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之父；二是独创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的领袖；三是重视家风建设，著有《曾国藩家书》闻名于世：四是将儒学发挥到极致，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文化。左宗棠，（1812年-1885年），晚清重臣，著名湘军领袖，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科场的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上层，进而实现人生抱负。于是他转向经世之学，开始留意农事，读遍群书，潜心专研舆地兵法。左宗棠与曾国藩一样靠镇压太平运动发家，初露峥嵘的左宗棠引起了朝野的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变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尤其在1865年创办福州船政局，创建福州海军，为晚清江山社稷付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留名千古。李鸿章，（1823-1901年），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创建北洋水师。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亦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总局。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了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 ”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 ”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张之洞，（1837-1909年），数晚清历史人物，曾、左、李之后，应该就是张之洞了。1881年初，46岁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这是张之洞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20余年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张之洞署理湖广总督期间，开办了大量的洋务事业，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张之洞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办实业，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械炮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轻工业企业；二是办教育，兴办新式学堂（华科大、武大等高校前身和中学）、报馆，并派遣留学生；三是编练新军，武备文事并举。来源：青年时代

哪些书能够更加客观的了解曾国藩？

1995年11月18日，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召开。来自国内20多个省市的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60余篇。学者们在论文里，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和见解。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甚广，可谓是对曾国藩的一次全面评价。本文拟就下面几个问题进行综述介绍。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被视为是相对立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也就是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得”。而中国的近代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它不是从中国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 。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 ”中西文化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萌发生长，就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近代文化是通过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对抗、斗争、调和、融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对立的一面，也还有相通之处。处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有通融两种文化的品格。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 ，“执两用中”，“持盈保泰 ”，“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 ” 、“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 ”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说：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就全盘拒绝呢？许多论者认为，不可以，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 ”论者。

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的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 ”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中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 。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呢？有的论者论述道：“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 ”，不同意说儒学完全是封闭的，保守的，正是儒学的某种进取性、开放性，导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能够提出自己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坚船利炮之类，以与之对抗” 。

这是曾国藩之所以开创近代文化的客观方面。其主观方面，是自身原因。论者说“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 ”，“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并使得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有的论者同意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分析，但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之外还有同一的方面，正是同一性才能使两种对立的文化调和融汇，产生出具有中国历史和国情特色的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曾国藩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是否因此使自己的文化思想有所改变呢？有的论者说：“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本人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因为，西方近代文化等进入，中国社会存在变了，曾国藩的思想是有可能变化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其思想不可能没有变化。中西两种文化，不可能像两种柿子（土柿子和洋柿子）放在一个麻袋里互不干扰一样地放在人的头脑里。前面我们提到要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曾国藩的思想中。因此，曾国藩与倭仁的区别，不仅仅是曾国藩多一点主张引进西方科技的差别，而是一个应时变通的洋务派首领与一个封建顽固派头头的差别，主要是新旧两种思想流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个别问题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有的论者也论证说，“曾国藩确实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 ” 。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对联语来概括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宗宋弘汉，卫道崇文，继前儒事业；

救亡图强，兴工振教，启近代风流。

当然，对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不能评估太高，只能实事求是，他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他的保守性还相当大，如有的论者指出，他在整顿两淮盐政时，“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但是，对曾国藩也不能要求过高，例如说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 。

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引进过这些东西。在他之后相当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人主张引进这些东西。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才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封建文化。有的论者说，“在历史和文化大转换的时期，开始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这种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事物的认识是迟缓的，且不说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学（旧学）的势力远远大于‘西学’（新学），就是在先进思想家身上这种新旧文化的对抗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 ”。

曾国藩之不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文化来谈文化，而必须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谈文化的变化。“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活动时期，中国还未出现封建经济基础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仅仅是因为曾国藩的引进西方长技而随之在中国重新萌发和产生。

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假如，曾国藩真提出要引进什么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那他就不是经世致用的务实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当时中国连产生这种空想家的条件都不具备。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变化，一种新文化的建设，有一个相当长的由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才完成的逻辑进程。曾国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器物层面开创时期所能做到的事。这一点，他做到了。因此我们称他为近代文化的首创者。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 ”。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过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功过正相反对，认为太平天国的功有三：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的这些功必须肯定，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国也有过，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设计的平均主义的蓝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三，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如果说，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那末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难讲这个政权会比清政权好。曾国藩镇压了有此四过的太平天国，不应认为有罪，而应认为有功。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

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 ”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 ，没有看出这“智 ”与“技”的差别。

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 ”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 ”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 ”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就问题，这次会议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坚持原有的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 。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曾国藩生前死后，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活动对罅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也有的论者说，“我们的结论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洋务运动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导致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物，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 、‘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

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 ”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 ，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 ”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 ，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 。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 ”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 ，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

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 。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

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

我感觉可以读唐明浩的《曾国藩》上中下的三本书，具体写了曾国藩的一生，包括他的才华，文学，待人处事，还有生活态度等等，都在这三本书当中体现了出来，写的特别大气，特别推荐你们看他的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把曾国藩描写的特别真实。

曾国藩是一个特别懂得去审视自己的人，他虽然不是特别有才华的，可是他是最认清自己的那个人，就连他手下的一些学生都比他有才华很多，可是他后天特别的努力，也从来不妄自菲薄，曾国藩对生活的那种态度，从唐明浩的这本书当中可以学到很多。

曾国藩后天的涵养和处事的方法是很多人都应该去学习，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他懂得用人，更懂得识人，所以他才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学生，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处于什么位置，他都能很快的摆正自己的态度，用自己切身的行动，确保了孔孟的传统文化的延续，同时，开了洋务运动的好头，虽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

这本书从多方面介绍了曾国藩的一些事情，除了他的政治修养之外，还有生活方面，初次看的时候感觉他是一个特别平凡的人，喜欢穿的比较朴素，用了也比较简单，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带出来很多有才的学生，包括了李鸿章，左宗棠等等，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里面写的曾国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关于“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是谁？”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本文来自作者[休文雅]投稿，不代表洁臣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p.jicen.net/jiechen/1179.html